中国经济能逃出中等收入陷阱吗0木工锯

中国经济能逃出中等收入陷阱吗？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亚洲崛起对美国的影响”。

事实上，不只是亚洲，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世界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大趋势，重塑着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格局。

人们关注的问题是，这种趋势能否继续下去，这一趋势会把世界引向何处？

主办者让我着重谈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前景。其他几位会谈印度和美国。

未来的十年，中国经济将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但我想把这些挑战和机遇归纳到一个简单的框架中：中等收入陷阱。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年采用这一概念来研究发展中国家。

我的演讲分三个部分。

首先在全球经济过去50年的背景下简要介绍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然后，着重讨论中国经济所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最后，讨论中国如何通过改革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根据各国的人均收入，将他们分为三类。

人均收入水平低于1，025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约60个国家。

人均收入水平在1，026美元至12，475美元之间属“中等收入国家”，约100个国家。其中，又进一步划分为两小组：低中等收入国家(1，026美元 – 4，035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 4,0360 -12，475美元)。

剩下的约30个经济体是在“高收入”俱乐部。

1960年时世界就有大约100个中等收入国家，而在50年后的今天，这些国家中只有11个上升到高收入国家，其余的大多停滞在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是退化成低收入国家。

最近的一些经济研究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相对强劲的增长之后，似乎要遇到两个增长障碍水平：一是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时，另一个是在人均收入达到15,000元时。只有少数国家能超越这两个障碍，而大多数国家跨不过这两道坎。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很多。关键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使他们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必须转变增长模型。

一个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技术(无论是通过引进外资还是通过进口技术)与将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地转移到制造业相结合，来提高生产率。但这个过程只能导使其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

随后，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必须主要依靠国内自主技术创新(不可能从其它国家引进最先进技术)，而自主创新又依赖于人力资本和激励体制。大多数国家无法达到自主创新的能力，只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

中国面临的挑战

经历了30多年奇迹般的高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同一时期，大约600万人摆脱贫困。

中国也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尽管两国制造品的档次还有明显区别。中国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中国对外资本输出额占世界总量的21%。中国对外资本的大部分是购买发达国家主权债券，但近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2年居世界第五。

不少预测机构对中国发展前景乐观，预计中国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来看，中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2020年跨越前面提到两个障碍水平。

中国目前已经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例如，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只有40%，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上升至50%，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两种趋势不可持续，预示着宏观经济结构需要调整(我个人未必同意这一观点，后面会提到)。

中国收入分配不均比较严重，体现在三个方面：(1)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2)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国有企业所垄断行业，包括能源，金融工业，电信，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3)不同地区的差距，如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

从历史上看，收入差距有政策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之前，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制度扼杀了个人积极性，因此，最初的改革措施，包括“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方针以及“双轨制”的政策扩大了收入差距。

直到最近几年，才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助于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政策措施，如个人所得税，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最低工资，等等。

同时，腐败也是收入不均的另一个原因。

另一挑战是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成本迅速增加。

其次，是人口红利开始发生逆转。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直享受着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然而，这一人口趋势从2013年开始逆转。

同时，中国似乎也达到了刘易斯曲线上的转折点。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成功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种转移已经放慢。工资上升较快。国际数据显示，在中国和墨西哥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已经迅速缩小，部分解释了为什么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下降，而墨西哥在美国份额上升。

最近，中国新任总理表示，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继续在三个方面的改革：经济，社会和政治。

经济改革将注重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特别是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减少国有企业的垄断，促进公平竞争。

社会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提高机会平等，改进收入平等。政府应逐步拆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藩篱，如户籍制度，并应增加对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公共开支。政府应该提供与中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也应避免造成对福利的依赖。

政治改革促进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还需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在经济改革中，金融体系改革极为重要，在金融改革中，利率市场化最具挑战性(参见上一篇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9cc0e6840101dzkx.html)。

汇率的改革也同样具有挑战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始有目标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即促进人民币在进行跨境贸易结算，境外融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使用。

然而，人民币还不是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为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需要深化金融市场，实现浮动汇率，和资本帐户开放。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改革才能做到。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中国还需要避免误区，避免一蹴而就，否则很可能会陷入硬着陆(略，参见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9cc0e6840101dn2g.html)。

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最近的崛起。

根据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一直保持20%以上。两百年前，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之间出现了庞大的贸易盈余，欧美对中国商品需求，如茶叶，瓷器和丝绸，不断增长，而中国对西方产品的需求，如棉，毛纺品，皮草，钟表，锡和铅，相对不足。其结果西方对外支付失衡，白银不断流向中国。西方国家开始用向中国出口鸦片来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国经济在世界比重开始明显下滑，延续了两个世纪。

虽然中国近30年来开始崛起，其占世界经济比重(10%)仍明显低于历史上的平均水平。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受到质疑，有观点认为，全球能源和自然资源将限制中国的发展。

这起码意味着，中国不可能重复了许多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过去的500年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和战争。

今天，中国一直在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我们真诚地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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